今年更是回歸十周年，不是紀念意義大這樣簡單，而是《基本法》的政制安排，本來就 是到二○○七、○八為止，亦所以，所謂民主派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，帶引港人面對這一時刻，指出大家應走的方向，領導一次大規模的運動，否則時機一過，港人 還需要什麼民主派？如果參政者的目標只是想在政治舞台上謀一席位，以爭民主為手段與親近專政者謀取權力，本質上一樣，皆小政客也，只是包裝不同。
政改歷史話當年
面對一代不如一代的民主派，筆的評論者也會隨洩氣。若非承包了要為《信報》每星期寫一篇政論，筆者會樂得清閒，等有事件發生時趁熱鬧開心得多，稿費也易賺得多，但這也有負資深評論員的身份了。
這一時刻，其實最好是回顧一下歷史，找出發人深省的事件與讀者分享，特別是年輕一代只識以明星大狀見解為指導思想者，筆者要利用這政治空檔，為你們補補香港的民主歷史通識。
若筆者告訴大家，中共曾經提議香港人在第三任特首任期之內，用全民投票的形式，決定何時直選特首，何時將立法會議席全面直選產生，大家會歡欣若狂？會覺得是天方夜譚？
時光倒流十九年的一九八八年，當年還是英治時期，所謂民主派只出現了二、三年，是由壓力團體與新興政治人物所組成的雜牌軍，當年起來爭取八八年立法局有幾席的直選議席，但失敗了。於是乎說港人很不滿，有信心危機，有恐共而引發的移民潮。
爭八八直選之時，也是《基本法》起草的時刻，大家要對九七年之後的政制如何發展，各提意見，先是保守的工商界諮委提了一個八十九人聯名方案。這方案的安 排，是行政長官由一個六百人選舉團選出，這選舉團還會選出四分一的立法會議員，而立法會一半議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，留給直選只有四分一。政改歷史話當年
面對一代不如一代的民主派，筆的評論者也會隨洩氣。若非承包了要為《信報》每星期寫一篇政論，筆者會樂得清閒，等有事件發生時趁熱鬧開心得多，稿費也易賺得多，但這也有負資深評論員的身份了。
這一時刻，其實最好是回顧一下歷史，找出發人深省的事件與讀者分享，特別是年輕一代只識以明星大狀見解為指導思想者，筆者要利用這政治空檔，為你們補補香港的民主歷史通識。
若筆者告訴大家，中共曾經提議香港人在第三任特首任期之內，用全民投票的形式，決定何時直選特首，何時將立法會議席全面直選產生，大家會歡欣若狂？會覺得是天方夜譚？
時光倒流十九年的一九八八年，當年還是英治時期，所謂民主派只出現了二、三年，是由壓力團體與新興政治人物所組成的雜牌軍，當年起來爭取八八年立法局有幾席的直選議席，但失敗了。於是乎說港人很不滿，有信心危機，有恐共而引發的移民潮。
爭八八直選之時，也是《基本法》起草的時刻，大家要對九七年之後的政制如何發展，各提意見，先是保守的工商界諮委提了一個八十九人聯名方案。這方案的安 排，是行政長官由一個六百人選舉團選出，這選舉團還會選出四分一的立法會議員，而立法會一半議席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，留給直選只有四分一。
民主派善於妥協
民主派於是草草協調了一個史稱一九○方案。可笑的是這也不算一個民主方案，立法會只有一半是直選產生，餘下四分一功能團體選舉，四分一由直選區議員間選產生。今天笑當年的民主派不民主無大意義，只是大家明白民主派從來善於妥協，這是一種根本的文化。
於是民主派與工商派就在兩大方案上爭論了兩年，各不相讓。北京官員私下極力協調，希望有一個能令各方接受的方案云云。八八年十一月，草委查良鏞突然拋出一個被認為是北京官方想法的「協調方案」，供《基本法》草委及諮委討論。
後來自然發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查氏方案正正是九七年後特區政制發展的安排，立法會分三屆發展到半數直選；而第二任及第三位行政長官由八百人組成的選委選出。
最偉大的提議，是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，進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，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，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會是否百分之一百直選。
當年，民主派不支持查良鏞方案，但除了九五年至九七年立法局的組成有改變之外，香港的政制還是依查氏方案發展，亦即是說民主派從來爭不到什麼，提出協調方案的查氏當年備受惡評，更曾發生有學生到《明報》之外燒報紙抗議的歷史性事件。
依查氏方案，第三屆的曾蔭權現在應做的，不是安排討論什麼循序漸進的方案，而是安排全民公投以決定政制如何發展。會嗎？自然不會，當年民主派不信查氏方案，其實是不信中共的承諾，認為只是騙港人的詭計，共產黨本來就是一時一樣，言而無信。民主派估錯了嗎？看來也沒有！
司徒華當時說，民主派會永遠爭取下去，讓中共五十年不能安樂，現在看來，不能安樂的，恐怕也包括爭民主無力的民主派自己吧！
